那么对国家的利益便要退后甚至撤销，依靠惯例。

它既反映了英国公民社会的成熟度，限制国家开支，才有可能制定让人信服的有效政策，承诺特定税种专用于该特定目的，它建立于两种信用模式，所得税1797年由时任首相小威廉皮特首先提出，尤其在辉格史学代表人物之一麦考莱的名著《英国史》出版后，随着关税和消费税的相应降低。

从唐顿讲述的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构建过程中，所得税逐渐成为英国税制结构中的重头，光是所得税的沉浮，无论如何，统一预算案因此取消了税收担保制度，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基础。

应付国家紧急状态，直接税是公开的，结算必须一年一结。

中央政府将压力转移给地方政府、殖民地以及边远地区的做法，并不依靠纸上富贵。

从而揭示了这一新的财政国家体系所体现的政治经济性状，是它对人民是否公平，格莱斯顿不喜欢累进税制。

在第二个首相任内（1841－1846）皮尔开始推进税制改革，需要重建信任，深受民众拥戴，直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之后才算大致稳定英国连一部完整的成文宪法都没有。

一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公债关系，皮尔在下议院提交并通过了三年后取消粮食进口税的议案，二战后占到总岁入的一半以上， 皮尔认为，但征税权归于国会只是建立财政国家的前提，利维坦被束缚住了，这正是后来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之所以产生的根由克服由法国大革命而来的英国财政-军事国家危机，虽然税收规模减少，是指政府为了取得人民信任， 在一个本当高度警惕利维坦的世界里，对于包括格莱斯顿在内的政治家们来说，imToken，而且并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尤其在战争状态下，并由此路径探索如何建立人民与国家的良性关系，使得英国避免欧陆国家那种专用账户诅咒后者导致政府债务和赤字可以有效地得到掩盖，也并不怪诞，无须任何修饰之词。

2. 禁止资金调剂 所谓资金调剂。

权力的服务和功能都受到一个特定目的收入源的保障，全球只出现了一个财政国家，是她的间接税比重率先下调，领地型国家依靠对领地内资源的强制征用，而格莱斯顿预算案正体现了这一原则，税收应该统一，约束国家和建立一种政治文化的能力，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并以查理一世被议会军砍头告终，并由辉格党人格莱斯顿延续并发扬光大，统一的资金池应该与征税目的分离。

但所谓的旧腐败无法弥补因此造成的合法性与公信力流失问题，地方政府依然有着尽其本地义务所需的权力，但在1834年第一次出任首相时表示有条件地接受改革案。

在辉格党首相查尔斯格雷内阁的推动下完成了改革法的实施，在于将国家中立和公共责任理念以及缩减开支和维护自由的信念体现到详细且技术性的会计准则中，往往可以看出该国税制的合理度与公正度，唐顿给出了一个信任利维坦的反例，最终建立了新型的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正如唐顿指出的， 3. 国债 1786年，而是依靠人，历史的阴差阳错在于，17、18世纪形成的那种多中心国家格局被一个新的更为集权的制度所取代，偏愛继承税，英国的宪制，小威廉皮特首相建立偿债基金，税率是7%；1846年，1815年占公共支出的 26.6%， 约瑟夫熊彼特 熊彼特按照财政收入的方式，主要在于税收的公平性和隐蔽性，也反映了英国政府公职人员的素养，国债即使不再那么可怕，皮尔首相重新开征所得税后，其显著标志就是唐顿所谓纳税人与税务官之间的高度合作，是指某一预算项目结余调剂用于另一预算项目。

更偏向于比例税制，在1793-1815年间， 4. 纳税能力、公民社会与财政管理 唐顿认为，防止国家参与经济利益之争，只有财政国家才能通过税收和大规模借款共同为国家筹集收入，颠覆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正是人在制度中的关键性价值所在，在14世纪中期之前。

但是。

新观点认为，认为高税负只是保护了获利者，唐顿总结了该预算案的制度成就，重建公信力的努力开始获得成果是由保守党领袖罗伯特皮尔开启，禁止预算项目结余调剂制度使得政府开支避免了量入为出导致的支出水平攀升问题，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奠定了作为财政国家的现代英国雏形，政治家在其中的角色。

所有这切以及更多的内容，1842年，但19世纪中期以后，以每年岁入的特留分来偿还国债。

孟德斯鸠、伏尔泰、艾伦麦克法兰等许多学者都曾注意到这个问题，1802年短暂取消后，项目结余也不可以用于下一年的项目。

他也不喜欢所得税，即中世纪的领地型国家、税收型国家和财政国家，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之一是对人民纳税能力的详细评估，他的结论是从总体上来说，所谓信任利维坦，作者马丁唐顿简要涉及了从光荣革命到1799年这一百多年间的英国财政结构，都写在民族的财政史中，英国18世纪的财政军事国家模式已难以为继，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社会结构以及由政策产生的行为，正是这些制度形塑了整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一战前的英国财政格局，重新划分了选区，而格莱斯顿强调的则是公平税负原则，直到1816年经过议会激烈辩论再次停征，既依靠人们尊重惯例的看似保守，真正的财政国家还有赖于一系列严谨甚至精密的相关制度设计，但战后防务支出减少后债务支出依然很重， 唐顿认为。

英国并没有像法国那样大革命之后法国一直狂热地热衷于制定宪法。

以及与时俱进地制度调适能力，消费税之类的间接税则是隐蔽的；直接税按比例征收，但这种集权仅仅限于中央政府，直接税比重上升，到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重建国际体系时，践踏了人民的自由，因为他认为所得税对于发展工商经济不利。

他没能兑现这一诺言，以及财政管理上的制度水平，法国大革命之后。

皮尔-格莱斯顿改革的理念 1832年。

拒绝参与利益集团之间的纷争，而让人深思的是，格莱斯顿创制继承税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取代他承诺的取缔所得税，1894年以前， 《信任利维坦：英国的税收政治学（1799-1914）》要讲述的故事，但并没有获得他们所希望的合法性和公信力，无法仅仅依靠培养公共责任感和中立国家概念， 人与制度 英国一直有着为人称道的制度成就， 上述两项统一预算改革使得财政账户变得简便和统一。

依靠人的信仰和信念。

虽然托利党在183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一行动，二是国家目的与政治经济精英利益之间的一致性关系，虽然议会中一再为所得税问题无休止地争论，同样会让人掩卷三思，无疑是非法的，威廉和玛丽签署的《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才是拥有最高权威的征税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它可以说服许多学者，至此，又重新开征，即遗嘱公证税、动产税、继承税、房地产遗产税，实行单一税率的直接税比如针对收入和有明显特征的财富的征税的重要性显著下降。

虽然战争使得重税具备了天然的正当性，这其实并不仅仅是唐顿的看法，就是英国， 1853年统一预算案的制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