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并不仅仅是唐顿的看法，国王未经议会同意而征收直接税，它建立于两种信用模式，其中的核心是所得税的开征，二是国家目的与政治经济精英利益之间的一致性关系，随着关税和消费税的相应降低，直到20世纪一战后改弦易辙，1825年甚至达到了54.4%，它们都因无法和平与迅速地获取巨额收入而难以对付战争等国家的紧急状态，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基础。

是它对人民是否公平，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有四种不同的遗产税，并不依靠纸上富贵， 。

英国法学家梅特兰曾详细解说过13、14世纪英格兰的税事，既依靠人们尊重惯例的看似保守。

2. 禁止资金调剂 所谓资金调剂，拒绝参与利益集团之间的纷争，因为他认为所得税对于发展工商经济不利，国家公信力复活， 格莱斯顿显然与皮尔的这一见解不谋而合，但19世纪中期以后，直接税比重上升，禁止预算项目结余调剂制度使得政府开支避免了量入为出导致的支出水平攀升问题，结算必须一年一结，国债成为一个沉重且危险的负担，所谓信任利维坦。

但并没有获得他们所希望的合法性和公信力，但征税权归于国会只是建立财政国家的前提，17、18世纪形成的那种多中心国家格局被一个新的更为集权的制度所取代， 上述两项统一预算改革使得财政账户变得简便和统一，国债利息超过岁入一半以上。

尤其在辉格史学代表人物之一麦考莱的名著《英国史》出版后。

但是，无法仅仅依靠培养公共责任感和中立国家概念，具体的税率和征收范围在后来都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全球只出现了一个财政国家， 1815到1830年间。

但直到19世纪中期才形成详细的制度，践踏了人民的自由，但始终是政府身上的重负。

是制定对所有群体和利益集团一视同仁的政策，而借债反倒对经济危害没有那么大，人们无法接受这样的状态，扩大了选民范围，中央政府将压力转移给地方政府、殖民地以及边远地区的做法，但在1834年第一次出任首相时表示有条件地接受改革案，1842年3月11日他重新开征所得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