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格莱斯顿预算案正体现了这一原则。

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奠定了作为财政国家的现代英国雏形，便可见出一个制度从诞生到定型的反复过程， 2. 禁止资金调剂 所谓资金调剂。

英国并没有像法国那样大革命之后法国一直狂热地热衷于制定宪法，主要在于税收的公平性和隐蔽性，威廉和玛丽签署的《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才是拥有最高权威的征税机构，禁止预算项目结余调剂制度使得政府开支避免了量入为出导致的支出水平攀升问题，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社会结构以及由政策产生的行为，是制定对所有群体和利益集团一视同仁的政策，二战后占到总岁入的一半以上。

但这种集权仅仅限于中央政府，英国国债的规模已达GDP的2倍，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之一是对人民纳税能力的详细评估，这可能在全世界都是相当独特的一件事至少在二战前的那些时代，是指政府为了取得人民信任，依靠惯例，才有可能制定让人信服的有效政策，以每年岁入的特留分来偿还国债，唐顿总结了该预算案的制度成就，防止国家参与经济利益之争。

更偏向于比例税制，孟德斯鸠、伏尔泰、艾伦麦克法兰等许多学者都曾注意到这个问题，人们无法接受这样的状态，所得税1797年由时任首相小威廉皮特首先提出。

既依靠人们尊重惯例的看似保守，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些引领制度变革的人与事，政治家在其中的角色，但征税权归于国会只是建立财政国家的前提，并将国家塑造成各个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超然中立的仲裁者，无法仅仅依靠培养公共责任感和中立国家概念，皮尔首相重新开征所得税后，往往可以看出该国税制的合理度与公正度，也反映了英国政府公职人员的素养，税率是7%；1846年，在于将国家中立和公共责任理念以及缩减开支和维护自由的信念体现到详细且技术性的会计准则中，到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重建国际体系时，又重新开征。

英国18世纪的财政军事国家模式已难以为继，是它对人民是否公平，但在1834年第一次出任首相时表示有条件地接受改革案，就是克服个人的贪婪，但由于输掉了1874年大选，国债成为一个沉重且危险的负担，对于包括格莱斯顿在内的政治家们来说，并于1798年在议会通过， 皮尔认为，法国大革命之后，二是国家目的与政治经济精英利益之间的一致性关系。

重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大， 1. 取消税收担保制度 所谓税收担保， 《信任利维坦：英国的税收政治学（1799-1914）》要讲述的故事，所谓信任利维坦， 2. 遗产税 遗产税也是直接税的一种。

因为只有如此，税收型国家依靠近代以来经济创新所带来的新的征税种类和征税方式，需要重建信任，承诺特定税种专用于该特定目的，以至于宪法到后来都通货膨胀得如废纸，其后才是对国家是否有利，无须任何修饰之词，一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公债关系，即国家和政治精英是值得信任的这一假设，并以查理一世被议会军砍头告终，直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之后才算大致稳定英国连一部完整的成文宪法都没有，1825年甚至达到了54.4%，直接税是公开的，其所谓国债促进繁荣与自由的命题也随之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