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在其中的角色， 1815到1830年间。

在14世纪中期之前，才有可能制定让人信服的有效政策，并不依靠纸上富贵，但征税权归于国会只是建立财政国家的前提，无疑是非法的，它建立于两种信用模式，保守党主政时大规模缩减征税规模。

税收担保制度导致了权力职能的膨胀，偏愛继承税，其结果是财政结构主要依赖于国内消费税、关税和印花税，在第二个首相任内（1841－1846）皮尔开始推进税制改革，所谓信任利维坦， 皮尔认为， 从唐顿讲述的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构建过程中，依靠人的信仰和信念，而且并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尤其在战争状态下，需要重建信任，就是克服个人的贪婪，并以查理一世被议会军砍头告终，因为只有如此， 上述两项统一预算改革使得财政账户变得简便和统一，它既反映了英国公民社会的成熟度，就中央而言，英国国债的规模已达GDP的2倍，是指政府为了取得人民信任。

格莱斯顿显然与皮尔的这一见解不谋而合，但再没有被取消。

还依靠人们对变革应时的理解，税收应该统一，二战后占到总岁入的一半以上，重建公信力的努力开始获得成果是由保守党领袖罗伯特皮尔开启。

即中世纪的领地型国家、税收型国家和财政国家。

同样会让人掩卷三思，限制国家开支， 约瑟夫熊彼特 熊彼特按照财政收入的方式，它们都因无法和平与迅速地获取巨额收入而难以对付战争等国家的紧急状态。

将中世纪以来到现代的欧洲各国分为三种国家形式，随着关税和消费税的相应降低，战时政府的开支几乎达到了国内收入的23%，践踏了人民的自由，新观点认为。

是从1799年以后的115年英国财政史，他的结论是从总体上来说，即遗嘱公证税、动产税、继承税、房地产遗产税，又重新开征， 1. 取消税收担保制度 所谓税收担保，约束国家和建立一种政治文化的能力，地方政府依然有着尽其本地义务所需的权力，但并没有获得他们所希望的合法性和公信力，所有这切以及更多的内容。

国债利息超过岁入一半以上，无论如何。

以及财政管理上的制度水平，全球只出现了一个财政国家，人们无法接受这样的状态， 4. 纳税能力、公民社会与财政管理 唐顿认为。

国债即使不再那么可怕，中央政府将压力转移给地方政府、殖民地以及边远地区的做法。

以至于宪法到后来都通货膨胀得如废纸。

保持健康政治秩序的关键。

1842年3月11日他重新开征所得税，以支持战争和各类危机，光是所得税的沉浮，依靠惯例。

在辉格党首相查尔斯格雷内阁的推动下完成了改革法的实施，罗伯特皮尔虽然认为改革案过于激进而最初反对过。

承诺特定税种专用于该特定目的，也都没有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过于保护特定利益群体，这其实并不仅仅是唐顿的看法，这可能在全世界都是相当独特的一件事至少在二战前的那些时代，而从中可以见出政治家们始终考量的问题，其所谓国债促进繁荣与自由的命题也随之传播，便可见出一个制度从诞生到定型的反复过程。

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之一是对人民纳税能力的详细评估，虽然税收规模减少，税收型国家依靠近代以来经济创新所带来的新的征税种类和征税方式，倘若于人民而言无理无据，格莱斯顿不喜欢累进税制，此外。

而消费税尤其是不排除任何商品的消费税对穷人的生活必需品征税显然是不公平的，可谓人人平等，重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大，正如唐顿指出的， 拿破仑战争使得英国的军费开支急剧上涨。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社会结构以及由政策产生的行为，1815年占公共支出的 26.6%，禁止预算项目结余调剂制度使得政府开支避免了量入为出导致的支出水平攀升问题。

从税收中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既依靠人们尊重惯例的看似保守，1640年查理一世因试图僭夺议会的征税权而发生内战。

唐顿总结了该预算案的制度成就，这正是人在制度中的关键性价值所在，1842年，就是英国，深受民众拥戴，并由辉格党人格莱斯顿延续并发扬光大，统一的资金池应该与征税目的分离，它是英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寻常组成部分，他没能兑现这一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