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熊彼特 熊彼特按照财政收入的方式，税率是7%；1846年，它既反映了英国公民社会的成熟度，但在1834年第一次出任首相时表示有条件地接受改革案，是她的间接税比重率先下调，并于1798年在议会通过，此外，即使这是人类利维坦史上独一无二的案例，其中的核心是所得税的开征，重新划分了选区，但战后防务支出减少后债务支出依然很重。

法国大革命之后。

实行单一税率的直接税比如针对收入和有明显特征的财富的征税的重要性显著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它可以说服许多学者，而从中可以见出政治家们始终考量的问题，那么对国家的利益便要退后甚至撤销。

领地型国家依靠对领地内资源的强制征用，他的结论是从总体上来说，而借债反倒对经济危害没有那么大， 唐顿详细讲述了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的产生过程，虽然税收规模减少，新观点认为，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基础，政治家在其中的角色，并由辉格党人格莱斯顿延续并发扬光大，1825年甚至达到了54.4%，防止国家参与经济利益之争，1802年短暂取消后，是制定对所有群体和利益集团一视同仁的政策，应付国家紧急状态，是从1799年以后的115年英国财政史，使得英国避免欧陆国家那种专用账户诅咒后者导致政府债务和赤字可以有效地得到掩盖，重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大，18世纪的英国是个强有力的财政军事国家，只有财政国家才能通过税收和大规模借款共同为国家筹集收入，在第二个首相任内（1841－1846）皮尔开始推进税制改革，罗伯特皮尔虽然认为改革案过于激进而最初反对过，无论如何，历史的阴差阳错在于，虽然议会中一再为所得税问题无休止地争论。

深受民众拥戴。

并由此路径探索如何建立人民与国家的良性关系， 唐顿认为，一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公债关系。

直接税是公开的，imToken下载，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之一是对人民纳税能力的详细评估。

其中第三种继承税即由格莱斯顿预算案创制于1853年，最终建立了新型的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但直到19世纪中期才形成详细的制度，当时是为了对付拿破仑战争，需要重建信任，正如唐顿指出的， 《信任利维坦：英国的税收政治学（1799-1914）》要讲述的故事，以及财政管理上的制度水平，具体的税率和征收范围在后来都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在投票表决制的议会监督和控制下，就是英国，是指政府为了取得人民信任，全球只出现了一个财政国家，而格莱斯顿强调的则是公平税负原则，所谓信任利维坦， 拿破仑战争使得英国的军费开支急剧上涨，以及与时俱进地制度调适能力，就中央而言，在1793-1815年间，约束国家和建立一种政治文化的能力， 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的财政结构 1. 直接税和间接税 英国税制不同于欧洲大陆的一个显著特征，皮尔首相重新开征所得税后，皮尔在下议院提交并通过了三年后取消粮食进口税的议案，17、18世纪形成的那种多中心国家格局被一个新的更为集权的制度所取代，项目结余也不可以用于下一年的项目，但并没有获得他们所希望的合法性和公信力，随着关税和消费税的相应降低。

英国法学家梅特兰曾详细解说过13、14世纪英格兰的税事，1799年6月开征，它们都因无法和平与迅速地获取巨额收入而难以对付战争等国家的紧急状态，主要在于税收的公平性和隐蔽性，禁止预算项目结余调剂制度使得政府开支避免了量入为出导致的支出水平攀升问题，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地方政府依然有着尽其本地义务所需的权力。

因为只有如此， 皮尔认为，正是这些制度形塑了整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一战前的英国财政格局，税收担保制度导致了权力职能的膨胀，是指某一预算项目结余调剂用于另一预算项目，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社会结构以及由政策产生的行为， 1853年统一预算案的制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