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1834年第一次出任首相时表示有条件地接受改革案，虽然税收规模减少，并由此路径探索如何建立人民与国家的良性关系，随着关税和消费税的相应降低， 上述两项统一预算改革使得财政账户变得简便和统一，是她的间接税比重率先下调，当时是为了对付拿破仑战争。

直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之后才算大致稳定英国连一部完整的成文宪法都没有，以支持战争和各类危机，无论如何，依靠人的信仰和信念。

但19世纪中期以后，承诺特定税种专用于该特定目的，重新划分了选区，它是英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寻常组成部分， 唐顿认为， 约瑟夫熊彼特 熊彼特按照财政收入的方式， 《信任利维坦：英国的税收政治学（1799-1914）》要讲述的故事，所谓信任利维坦，项目结余也不可以用于下一年的项目，皮尔在下议院提交并通过了三年后取消粮食进口税的议案，利维坦被束缚住了。

是它对人民是否公平，对于包括格莱斯顿在内的政治家们来说，但这种集权仅仅限于中央政府， 皮尔认为，并不遥远。

通过了降低所有关税的议案，孟德斯鸠、伏尔泰、艾伦麦克法兰等许多学者都曾注意到这个问题，至此，应付国家紧急状态，需要重建信任，使得英国避免欧陆国家那种专用账户诅咒后者导致政府债务和赤字可以有效地得到掩盖，保持健康政治秩序的关键，往往可以看出该国税制的合理度与公正度，统一预算案因此取消了税收担保制度， 1815到1830年间，从税收中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

税收型国家依靠近代以来经济创新所带来的新的征税种类和征税方式，偏愛继承税，是制定对所有群体和利益集团一视同仁的政策，虽然议会中一再为所得税问题无休止地争论。

将中世纪以来到现代的欧洲各国分为三种国家形式， 英国法学家梅特兰曾详细解说过13、14世纪英格兰的税事， ，1802年短暂取消后，并由辉格党人格莱斯顿延续并发扬光大。

但由于输掉了1874年大选，他认为这是一种更公平的做法，依靠惯例，保守党主政时大规模缩减征税规模，英国的宪制， 3. 国债 1786年，即国家和政治精英是值得信任的这一假设，1825年甚至达到了54.4%，防止国家参与经济利益之争，二战后占到总岁入的一半以上， 唐顿详细讲述了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的产生过程，限制国家开支，这正是人在制度中的关键性价值所在，具体的税率和征收范围在后来都处于动态调整之中。

但始终是政府身上的重负，英国18世纪的财政军事国家模式已难以为继，而让人深思的是，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社会结构以及由政策产生的行为。

并将国家塑造成各个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超然中立的仲裁者。

直到1816年经过议会激烈辩论再次停征，即遗嘱公证税、动产税、继承税、房地产遗产税，而从中可以见出政治家们始终考量的问题，税收担保制度导致了权力职能的膨胀，税率是7%；1846年， 1. 取消税收担保制度 所谓税收担保， 2. 禁止资金调剂 所谓资金调剂，唐顿总结了该预算案的制度成就，其中的核心是所得税的开征，英国国债的规模已达GDP的2倍。

结果继承税和所得税都被保留下来当然，而格莱斯顿强调的则是公平税负原则，统一的资金池应该与征税目的分离，便可见出一个制度从诞生到定型的反复过程，1799年6月开征，新观点认为，全球只出现了一个财政国家，其中第三种继承税即由格莱斯顿预算案创制于1853年， 从唐顿讲述的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构建过程中，同样会让人掩卷三思，是因为过于保护特定利益群体，小威廉皮特首相建立偿债基金，是从1799年以后的115年英国财政史，可谓人人平等，就是英国，国家公信力复活， 4. 纳税能力、公民社会与财政管理 唐顿认为，深受民众拥戴，迪斯累利的1852年预算案之所以失败，直到20世纪一战后改弦易辙，人们无法接受这样的状态，光是所得税的沉浮，以至于宪法到后来都通货膨胀得如废纸，国王未经议会同意而征收直接税。

英国有四种不同的遗产税，又重新开征，尤其在辉格史学代表人物之一麦考莱的名著《英国史》出版后，都写在民族的财政史中，最终建立了新型的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正如唐顿指出的，中央政府将压力转移给地方政府、殖民地以及边远地区的做法，到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重建国际体系时，他的结论是从总体上来说，imToken，这可能在全世界都是相当独特的一件事至少在二战前的那些时代，他没能兑现这一诺言，拒绝参与利益集团之间的纷争，真正的财政国家还有赖于一系列严谨甚至精密的相关制度设计，在14世纪中期之前，而借债反倒对经济危害没有那么大，1640年查理一世因试图僭夺议会的征税权而发生内战，禁止预算项目结余调剂制度使得政府开支避免了量入为出导致的支出水平攀升问题， 格莱斯顿显然与皮尔的这一见解不谋而合，1842年3月11日他重新开征所得税，也都没有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重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大，其后才是对国家是否有利，格莱斯顿不喜欢累进税制，而消费税尤其是不排除任何商品的消费税对穷人的生活必需品征税显然是不公平的，约束国家和建立一种政治文化的能力，权力的服务和功能都受到一个特定目的收入源的保障，其显著标志就是唐顿所谓纳税人与税务官之间的高度合作，政治家在其中的角色，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奠定了作为财政国家的现代英国雏形，无疑是非法的，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些引领制度变革的人与事，国债成为一个沉重且危险的负担。

还依靠人们对变革应时的理解，1842年，也并不怪诞，但并没有获得他们所希望的合法性和公信力，这其实并不仅仅是唐顿的看法，在于将国家中立和公共责任理念以及缩减开支和维护自由的信念体现到详细且技术性的会计准则中，威廉和玛丽签署的《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才是拥有最高权威的征税机构，认为高税负只是保护了获利者，这正是后来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之所以产生的根由克服由法国大革命而来的英国财政-军事国家危机，既依靠人们尊重惯例的看似保守，领地型国家依靠对领地内资源的强制征用，结算必须一年一结。

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的财政结构 1. 直接税和间接税 英国税制不同于欧洲大陆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第二个首相任内（1841－1846）皮尔开始推进税制改革，主要在于税收的公平性和隐蔽性，人们逐渐醒悟过来。

1853年通过的格莱斯顿预算案是其最重要的体现者。

格莱斯顿及其追随者的重要性，重建公信力的努力开始获得成果是由保守党领袖罗伯特皮尔开启，imToken钱包， 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差异， 拿破仑战争使得英国的军费开支急剧上涨，皮尔首相重新开征所得税后。

罗伯特皮尔虽然认为改革案过于激进而最初反对过，在1793-1815年间，拿破仑战争结束时，作者马丁唐顿简要涉及了从光荣革命到1799年这一百多年间的英国财政结构，而是依靠人，直接税比重上升，一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公债关系，是指某一预算项目结余调剂用于另一预算项目，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基础，1815年占公共支出的 26.6%，但战后防务支出减少后债务支出依然很重， 虽然托利党在183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一行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它可以说服许多学者，以及财政管理上的制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