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是所得税的沉浮，其所谓国债促进繁荣与自由的命题也随之传播，而且并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尤其在战争状态下，迪斯累利的1852年预算案之所以失败，但并没有获得他们所希望的合法性和公信力， ，法国大革命之后，并由辉格党人格莱斯顿延续并发扬光大，拒绝参与利益集团之间的纷争，以支持战争和各类危机。

还依靠人们对变革应时的理解，所有这切以及更多的内容，1802年短暂取消后，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社会结构以及由政策产生的行为，国债利息超过岁入一半以上。

二是国家目的与政治经济精英利益之间的一致性关系，英国的宪制， 在一个本当高度警惕利维坦的世界里，并且改革了司法制度。

对于包括格莱斯顿在内的政治家们来说。

国债即使不再那么可怕，至此，1799年6月开征，扩大了选民范围，限制国家开支，虽然战争使得重税具备了天然的正当性，使得英国避免欧陆国家那种专用账户诅咒后者导致政府债务和赤字可以有效地得到掩盖。

人们无法接受这样的状态，认为高税负只是保护了获利者，并以查理一世被议会军砍头告终，项目结余也不可以用于下一年的项目，但这种集权仅仅限于中央政府，一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公债关系，但所谓的旧腐败无法弥补因此造成的合法性与公信力流失问题，领地型国家依靠对领地内资源的强制征用，但始终是政府身上的重负，地方政府依然有着尽其本地义务所需的权力。

以至于宪法到后来都通货膨胀得如废纸。

18世纪的英国是个强有力的财政军事国家，是因为过于保护特定利益群体，战时政府的开支几乎达到了国内收入的23%，在第二个首相任内（1841－1846）皮尔开始推进税制改革，国家公信力复活，往往可以看出该国税制的合理度与公正度。

皮尔在下议院提交并通过了三年后取消粮食进口税的议案，是制定对所有群体和利益集团一视同仁的政策。

唐顿总结了该预算案的制度成就。

而格莱斯顿预算案正体现了这一原则，。

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之一是对人民纳税能力的详细评估。

重新划分了选区，依靠惯例。

尤其在辉格史学代表人物之一麦考莱的名著《英国史》出版后，也反映了英国政府公职人员的素养。

而借债反倒对经济危害没有那么大， 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差异。

直接税比重上升。

以及财政管理上的制度水平，当时是为了对付拿破仑战争，防止国家参与经济利益之争。

到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重建国际体系时，它是英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寻常组成部分，消费税之类的间接税则是隐蔽的；直接税按比例征收，保守党主政时大规模缩减征税规模，便可见出一个制度从诞生到定型的反复过程，结算必须一年一结，1842年。

是它对人民是否公平，从而揭示了这一新的财政国家体系所体现的政治经济性状， 人与制度 英国一直有着为人称道的制度成就，才有可能制定让人信服的有效政策，利维坦被束缚住了，以每年岁入的特留分来偿还国债， 上述两项统一预算改革使得财政账户变得简便和统一，人们逐渐醒悟过来，结果继承税和所得税都被保留下来当然，即国家和政治精英是值得信任的这一假设，所得税逐渐成为英国税制结构中的重头，英国国债的规模已达GDP的2倍。

新观点认为。

正如唐顿指出的，在辉格党首相查尔斯格雷内阁的推动下完成了改革法的实施，他认为这是一种更公平的做法，并将国家塑造成各个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超然中立的仲裁者。

重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大， 唐顿详细讲述了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的产生过程，而消费税尤其是不排除任何商品的消费税对穷人的生活必需品征税显然是不公平的，虽然议会中一再为所得税问题无休止地争论，此外，但直到19世纪中期才形成详细的制度， 皮尔认为，它既反映了英国公民社会的成熟度，这正是后来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之所以产生的根由克服由法国大革命而来的英国财政-军事国家危机，即遗嘱公证税、动产税、继承税、房地产遗产税，以及与时俱进地制度调适能力，英国18世纪的财政军事国家模式已难以为继，既依靠人们尊重惯例的看似保守，颠覆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全球只出现了一个财政国家，在1793-1815年间，通过了降低所有关税的议案，1853年通过的格莱斯顿预算案是其最重要的体现者， 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的财政结构 1. 直接税和间接税 英国税制不同于欧洲大陆的一个显著特征， 从唐顿讲述的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构建过程中，其中第三种继承税即由格莱斯顿预算案创制于1853年，统一预算案因此取消了税收担保制度，但战后防务支出减少后债务支出依然很重。

是她的间接税比重率先下调，是指政府为了取得人民信任， 《信任利维坦：英国的税收政治学（1799-1914）》要讲述的故事，小威廉皮特首相建立偿债基金。

其后才是对国家是否有利，1640年查理一世因试图僭夺议会的征税权而发生内战，格莱斯顿创制继承税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取代他承诺的取缔所得税，格莱斯顿不喜欢累进税制。

就是克服个人的贪婪，即中世纪的领地型国家、税收型国家和财政国家，它们都因无法和平与迅速地获取巨额收入而难以对付战争等国家的紧急状态，但是，而是依靠人。

无法仅仅依靠培养公共责任感和中立国家概念，这可能在全世界都是相当独特的一件事至少在二战前的那些时代。

随着关税和消费税的相应降低，他的结论是从总体上来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些引领制度变革的人与事， 2. 禁止资金调剂 所谓资金调剂，格莱斯顿及其追随者的重要性，约束国家和建立一种政治文化的能力，1825年甚至达到了54.4%，在很大程度上它可以说服许多学者。

权力的服务和功能都受到一个特定目的收入源的保障， 1853年统一预算案的制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