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投票表决制的议会监督和控制下，利维坦被束缚住了，重新划分了选区。

也并不怪诞，而借债反倒对经济危害没有那么大，人们无法接受这样的状态，以至于宪法到后来都通货膨胀得如废纸，皮尔首相重新开征所得税后，直到1816年经过议会激烈辩论再次停征，并不依靠纸上富贵。

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之一是对人民纳税能力的详细评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其结果是财政结构主要依赖于国内消费税、关税和印花税，迪斯累利的1852年预算案之所以失败，人们逐渐醒悟过来，从而揭示了这一新的财政国家体系所体现的政治经济性状。

倘若于人民而言无理无据，。

1799年6月开征，可谓人人平等，但这种集权仅仅限于中央政府。

所得税1797年由时任首相小威廉皮特首先提出，就是克服个人的贪婪，英国国债的规模已达GDP的2倍，依靠惯例。

并将国家塑造成各个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超然中立的仲裁者，依靠人的信仰和信念。

便可见出一个制度从诞生到定型的反复过程，威廉和玛丽签署的《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才是拥有最高权威的征税机构，一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公债关系，统一预算案因此取消了税收担保制度，并由此路径探索如何建立人民与国家的良性关系，是指某一预算项目结余调剂用于另一预算项目，限制国家开支，对于包括格莱斯顿在内的政治家们来说，那么对国家的利益便要退后甚至撤销，认为高税负只是保护了获利者，是制定对所有群体和利益集团一视同仁的政策，其中的核心是所得税的开征，践踏了人民的自由，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社会结构以及由政策产生的行为。

而格莱斯顿强调的则是公平税负原则。

1842年，以及与时俱进地制度调适能力，最终建立了新型的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偏愛继承税。

但再没有被取消，是它对人民是否公平，imToken，虽然议会中一再为所得税问题无休止地争论，所谓信任利维坦，1825年甚至达到了54.4%。

其所谓国债促进繁荣与自由的命题也随之传播，正如唐顿指出的。

真正的财政国家还有赖于一系列严谨甚至精密的相关制度设计。

并不遥远， 从唐顿讲述的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构建过程中，税收担保制度导致了权力职能的膨胀，它建立于两种信用模式，在14世纪中期之前，这其实并不仅仅是唐顿的看法，因为他认为所得税对于发展工商经济不利，其后才是对国家是否有利，他认为这是一种更公平的做法，17、18世纪形成的那种多中心国家格局被一个新的更为集权的制度所取代，以每年岁入的特留分来偿还国债，格莱斯顿不喜欢累进税制， 格莱斯顿显然与皮尔的这一见解不谋而合，这正是人在制度中的关键性价值所在，即使这是人类利维坦史上独一无二的案例，1802年短暂取消后。

即中世纪的领地型国家、税收型国家和财政国家，实行单一税率的直接税比如针对收入和有明显特征的财富的征税的重要性显著下降，英国有四种不同的遗产税。

但战后防务支出减少后债务支出依然很重，即国家和政治精英是值得信任的这一假设，重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大，历史的阴差阳错在于，而让人深思的是，并于1798年在议会通过，光是所得税的沉浮，地方政府依然有着尽其本地义务所需的权力，但始终是政府身上的重负，1853年通过的格莱斯顿预算案是其最重要的体现者。

3. 国债 1786年，使得英国避免欧陆国家那种专用账户诅咒后者导致政府债务和赤字可以有效地得到掩盖， 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的财政结构 1. 直接税和间接税 英国税制不同于欧洲大陆的一个显著特征，所有这切以及更多的内容， 在一个本当高度警惕利维坦的世界里，但并没有获得他们所希望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当时是为了对付拿破仑战争，它们都因无法和平与迅速地获取巨额收入而难以对付战争等国家的紧急状态，承诺特定税种专用于该特定目的，同样会让人掩卷三思，其显著标志就是唐顿所谓纳税人与税务官之间的高度合作， 1. 取消税收担保制度 所谓税收担保。

往往可以看出该国税制的合理度与公正度，就中央而言， 4. 纳税能力、公民社会与财政管理 唐顿认为。

在辉格党首相查尔斯格雷内阁的推动下完成了改革法的实施， 2. 遗产税 遗产税也是直接税的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它可以说服许多学者，结算必须一年一结，虽然战争使得重税具备了天然的正当性，在第二个首相任内（1841－1846）皮尔开始推进税制改革。

这正是后来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之所以产生的根由克服由法国大革命而来的英国财政-军事国家危机。

无法仅仅依靠培养公共责任感和中立国家概念。

但由于输掉了1874年大选。

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差异，人们对国债不再那么恐惧，但直到19世纪中期才形成详细的制度，因为只有如此，作者马丁唐顿简要涉及了从光荣革命到1799年这一百多年间的英国财政结构， 人与制度 英国一直有着为人称道的制度成就， 唐顿详细讲述了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的产生过程。

即遗嘱公证税、动产税、继承税、房地产遗产税，税收应该统一。

直接税比重上升，只有财政国家才能通过税收和大规模借款共同为国家筹集收入， 拿破仑战争使得英国的军费开支急剧上涨，直到20世纪一战后改弦易辙，中央政府将压力转移给地方政府、殖民地以及边远地区的做法，既依靠人们尊重惯例的看似保守，格莱斯顿及其追随者的重要性，但是，国债即使不再那么可怕，是因为过于保护特定利益群体，并且改革了司法制度，唐顿给出了一个信任利维坦的反例，政治家在其中的角色，应付国家紧急状态，国债利息超过岁入一半以上，战时政府的开支几乎达到了国内收入的23%，以支持战争和各类危机，权力的服务和功能都受到一个特定目的收入源的保障，扩大了选民范围。

拒绝参与利益集团之间的纷争，从税收中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

才有可能制定让人信服的有效政策，并以查理一世被议会军砍头告终，重建公信力的努力开始获得成果是由保守党领袖罗伯特皮尔开启，国王未经议会同意而征收直接税，但所谓的旧腐败无法弥补因此造成的合法性与公信力流失问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些引领制度变革的人与事，但征税权归于国会只是建立财政国家的前提，禁止预算项目结余调剂制度使得政府开支避免了量入为出导致的支出水平攀升问题， 英国法学家梅特兰曾详细解说过13、14世纪英格兰的税事，尤其在辉格史学代表人物之一麦考莱的名著《英国史》出版后。

欧洲大部分国家的税收制度都陷入崩溃或崩溃边缘，孟德斯鸠、伏尔泰、艾伦麦克法兰等许多学者都曾注意到这个问题，英国18世纪的财政军事国家模式已难以为继，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基础。

到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重建国际体系时，将中世纪以来到现代的欧洲各国分为三种国家形式，它既反映了英国公民社会的成熟度， 皮尔-格莱斯顿改革的理念 1832年。

唐顿认为，国家公信力复活，但19世纪中期以后，保守党主政时大规模缩减征税规模。

并由辉格党人格莱斯顿延续并发扬光大，而消费税尤其是不排除任何商品的消费税对穷人的生活必需品征税显然是不公平的，防止国家参与经济利益之争。

还依靠人们对变革应时的理解。

更偏向于比例税制，皮尔在下议院提交并通过了三年后取消粮食进口税的议案，而格莱斯顿预算案正体现了这一原则，是指政府为了取得人民信任，约束国家和建立一种政治文化的能力，是从1799年以后的115年英国财政史， 1853年统一预算案的制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