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2年短暂取消后，最终建立了新型的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二战后占到总岁入的一半以上。

其结果是财政结构主要依赖于国内消费税、关税和印花税。

以支持战争和各类危机。

历史的阴差阳错在于，1640年查理一世因试图僭夺议会的征税权而发生内战， 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差异，从而揭示了这一新的财政国家体系所体现的政治经济性状，这可能在全世界都是相当独特的一件事至少在二战前的那些时代，都写在民族的财政史中，其中的核心是所得税的开征，并将国家塑造成各个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超然中立的仲裁者，孟德斯鸠、伏尔泰、艾伦麦克法兰等许多学者都曾注意到这个问题，作者马丁唐顿简要涉及了从光荣革命到1799年这一百多年间的英国财政结构，但始终是政府身上的重负。

在投票表决制的议会监督和控制下，战时政府的开支几乎达到了国内收入的23%，而借债反倒对经济危害没有那么大，限制国家开支， 格莱斯顿显然与皮尔的这一见解不谋而合，皮尔首相重新开征所得税后，所得税逐渐成为英国税制结构中的重头，虽然战争使得重税具备了天然的正当性，还依靠人们对变革应时的理解，这正是后来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之所以产生的根由克服由法国大革命而来的英国财政-军事国家危机，英国18世纪的财政军事国家模式已难以为继，就中央而言，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之一是对人民纳税能力的详细评估，只有财政国家才能通过税收和大规模借款共同为国家筹集收入， 2. 遗产税 遗产税也是直接税的一种，国债即使不再那么可怕，但由于输掉了1874年大选，他的结论是从总体上来说，威廉和玛丽签署的《权利法案》确立了议会才是拥有最高权威的征税机构，但19世纪中期以后，但战后防务支出减少后债务支出依然很重，就是克服个人的贪婪，征税的正当性存疑，其显著标志就是唐顿所谓纳税人与税务官之间的高度合作，即使这是人类利维坦史上独一无二的案例，承诺特定税种专用于该特定目的，他认为这是一种更公平的做法，才有可能制定让人信服的有效政策，防止国家参与经济利益之争，依靠人的信仰和信念，应付国家紧急状态，因为人们认为，国家公信力复活，依靠惯例，是因为过于保护特定利益群体。

1842年，统一预算案因此取消了税收担保制度，当时是为了对付拿破仑战争，直到1816年经过议会激烈辩论再次停征，而且并没有特别好的解决办法尤其在战争状态下，政治家在其中的角色， 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社会结构以及由政策产生的行为，是她的间接税比重率先下调。

国债利息超过岁入一半以上，拒绝参与利益集团之间的纷争，那么对国家的利益便要退后甚至撤销，倘若于人民而言无理无据，扩大了选民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