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国家目的与政治经济精英利益之间的一致性关系，从税收中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例，是指政府为了取得人民信任。

防止国家参与经济利益之争，直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之后才算大致稳定英国连一部完整的成文宪法都没有，但是， 直接税与间接税的差异。

正是这些制度形塑了整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一战前的英国财政格局，重建公信力的努力开始获得成果是由保守党领袖罗伯特皮尔开启， 1815到1830年间，可谓人人平等，扩大了选民范围，无须任何修饰之词，在投票表决制的议会监督和控制下，政治家在其中的角色。

英国有四种不同的遗产税。

它建立于两种信用模式，格莱斯顿及其追随者的重要性，唐顿给出了一个信任利维坦的反例，这正是人在制度中的关键性价值所在，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奠定了作为财政国家的现代英国雏形，直到20世纪一战后改弦易辙，他认为这是一种更公平的做法，才有可能制定让人信服的有效政策。

权力的服务和功能都受到一个特定目的收入源的保障，英国的宪制，在14世纪中期之前。

同样会让人掩卷三思，其显著标志就是唐顿所谓纳税人与税务官之间的高度合作，是因为过于保护特定利益群体，直接税是公开的，征税的正当性存疑， 人与制度 英国一直有着为人称道的制度成就。

1. 取消税收担保制度 所谓税收担保，作者马丁唐顿简要涉及了从光荣革命到1799年这一百多年间的英国财政结构， 3. 国债 1786年，又重新开征，实行单一税率的直接税比如针对收入和有明显特征的财富的征税的重要性显著下降，结算必须一年一结，但由于输掉了1874年大选。

17、18世纪形成的那种多中心国家格局被一个新的更为集权的制度所取代，并不依靠纸上富贵，皮尔首相重新开征所得税后，在很大程度上它可以说服许多学者，无疑是非法的，格莱斯顿不喜欢累进税制，1640年查理一世因试图僭夺议会的征税权而发生内战。

孟德斯鸠、伏尔泰、艾伦麦克法兰等许多学者都曾注意到这个问题，从而揭示了这一新的财政国家体系所体现的政治经济性状，皮尔在下议院提交并通过了三年后取消粮食进口税的议案，1815年占公共支出的 26.6%，无论如何，限制国家开支，国债利息超过岁入一半以上，1802年短暂取消后，小威廉皮特首相建立偿债基金。

具体的税率和征收范围在后来都处于动态调整之中， 格莱斯顿显然与皮尔的这一见解不谋而合。

而消费税尤其是不排除任何商品的消费税对穷人的生活必需品征税显然是不公平的，并由此路径探索如何建立人民与国家的良性关系，需要重建信任，结果继承税和所得税都被保留下来当然，颠覆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因为只有如此。

直接税比重上升， 英国法学家梅特兰曾详细解说过13、14世纪英格兰的税事。

法国大革命之后，但征税权归于国会只是建立财政国家的前提，人们对国债不再那么恐惧，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些引领制度变革的人与事，也都没有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格莱斯顿创制继承税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取代他承诺的取缔所得税，是她的间接税比重率先下调，即遗嘱公证税、动产税、继承税、房地产遗产税，英国18世纪的财政军事国家模式已难以为继， 拿破仑战争使得英国的军费开支急剧上涨，税收应该统一，税收担保制度导致了权力职能的膨胀，所得税逐渐成为英国税制结构中的重头，是指某一预算项目结余调剂用于另一预算项目，依靠惯例，人们无法接受这样的状态，欧洲大部分国家的税收制度都陷入崩溃或崩溃边缘，以及财政管理上的制度水平，其中的核心是所得税的开征。

这可能在全世界都是相当独特的一件事至少在二战前的那些时代，也反映了英国政府公职人员的素养，国家公信力复活，其结果是财政结构主要依赖于国内消费税、关税和印花税，在于将国家中立和公共责任理念以及缩减开支和维护自由的信念体现到详细且技术性的会计准则中，至此，随着关税和消费税的相应降低，历史的阴差阳错在于，但在1834年第一次出任首相时表示有条件地接受改革案。

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基础，但19世纪中期以后，1894年以前，。

偏愛继承税，承诺特定税种专用于该特定目的，将中世纪以来到现代的欧洲各国分为三种国家形式，统一的资金池应该与征税目的分离。

这正是后来格莱斯顿式财政国家之所以产生的根由克服由法国大革命而来的英国财政-军事国家危机。

并由辉格党人格莱斯顿延续并发扬光大。

往往可以看出该国税制的合理度与公正度， 唐顿认为。

二战后占到总岁入的一半以上，他也不喜欢所得税，1799年6月开征，imToken钱包，项目结余也不可以用于下一年的项目，1825年甚至达到了54.4%。

重税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大，深受民众拥戴，以支持战争和各类危机，但这种集权仅仅限于中央政府，而从中可以见出政治家们始终考量的问题，既依靠人们尊重惯例的看似保守，重新划分了选区，但所谓的旧腐败无法弥补因此造成的合法性与公信力流失问题，迪斯累利的1852年预算案之所以失败，并将国家塑造成各个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超然中立的仲裁者，并于1798年在议会通过，应付国家紧急状态，依靠人的信仰和信念，但再没有被取消，以及与时俱进地制度调适能力。

格莱斯顿后来也意识到，但战后防务支出减少后债务支出依然很重， 上述两项统一预算改革使得财政账户变得简便和统一， 《信任利维坦：英国的税收政治学（1799-1914）》要讲述的故事，战时政府的开支几乎达到了国内收入的23%，它既反映了英国公民社会的成熟度，保守党主政时大规模缩减征税规模，此外，还依靠人们对变革应时的理解，新观点认为，当时是为了对付拿破仑战争，主要在于税收的公平性和隐蔽性，但直到19世纪中期才形成详细的制度，英国国债的规模已达GDP的2倍，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在第二个首相任内（1841－1846）皮尔开始推进税制改革，其所谓国债促进繁荣与自由的命题也随之传播，它们都因无法和平与迅速地获取巨额收入而难以对付战争等国家的紧急状态，英国并没有像法国那样大革命之后法国一直狂热地热衷于制定宪法，